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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跟拍官员:敲诈勒索与公民监督扯不上关系

时间:2019-09-11 来源:大季百高网 浏览:695次

党务系统方面,包括国民党秘书长莫天虎、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党主席特别顾问兼大陆事务部主任黄清贤等人都是新董事。

在官员的私家车中装上定位仪,然后尾随跟拍,再利用拍摄到的官员“违法违纪”照片或者视频,对官员实施要挟敲诈钱财……

(一)纳税人为独生子女的,按照每月2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由全国妇联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主办的“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网络推选活动,于2017年12月启动。经过层层推选和评议,活动共评选出社会正能量类、公益慈善类、产品创作类、网络治理及网络安全类、网络素养教育类5类共100个“巾帼好网民故事”。

或许,有人认为,这些犯罪嫌疑人虽然实施了定位跟踪等行为,也有敲诈勒索的主观动机,但瞄准的目标只是官员,并不是普通老百姓。所谓“官员无隐私”,他们本来属于公民监督的对象,就算侵犯了他们的一点个人信息,也不必“小题大做”,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忽视了官员的二重身份属性。

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

1999年6月2日晚,索小江因在旺苍县城电影院附近某歌舞厅跳舞时和被害人潘某等发生口角,被潘某等人殴打,为出恶气,索小江随后邀约好友苟某、王某带上菜刀、匕首等凶器,在旺苍彩虹桥上追上潘某,对其猛砍乱刺,当场致其死亡,后经法医鉴定,潘某共计身中29刀。

作为公权力的掌握者,他们的公务活动,除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理应受到公民的依法监督,也就是说,没有“隐私地带”。但是,作为普通公民,官员的私人领域,如关涉正常的吃喝拉撒睡等隐私信息,并不能被肆意侵犯。给官员套上过重的枷锁,不是法治的本意,也不具有可操作性。

作为普通公民,官员的私人领域,如关涉正常的吃喝拉撒睡等隐私信息,并不能被肆意侵犯。

仔细分析这些案例,严格来说,它们都不算真正的公民监督。从目的上看,这些行为人的所作所为,或是为了“敲诈钱物”,或是为了“职务升迁”,或是“过去十几年,因工作上的矛盾”,觉得领导“不待见自己”,并不是为了依法监督权力、规制权力;从手段上看,都采取的是安放窃听设备、偷拍等违法方式,涉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或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没有通过合法合理的监督渠道;从后果上看,这些违法行为即便有所“斩获”,终究是“毒树之果”,会戕害法律的权威性,并不值得鼓励与提倡。

“青藏联网工程青海境内长度为608.7千米,共有1394基铁塔,全线海拔最高的铁塔海拔高度超过5200米。”国家电网青海检修公司输电检修中心主任王渤介绍,为了按期高质量完成检修任务,国家电网今年共组织了300余名技术人员分段分组同步进行检修作业。

这样的一条“致富”路的设计,出自湖南省长沙市的李某、刘某、阳某、王某之手。不过,这伙人并未得偿所愿。近日,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逮捕了上述4名犯罪嫌疑人。(《法治周末》5月13日)

因为犯罪嫌疑人还来不及实施敲诈勒索,这种行为属于“未遂”。根据刑法第23条第2款规定,“可以比照即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上述犯罪嫌疑人,虽然“没有偷拍到他们想要的内容”,但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的”,即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为实施敲诈勒索犯罪,非法安装定位装置、获取行踪轨迹信息,符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构成要件。“两罚相权取其重”,在司法实践中,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刑责,显然更为适宜。

位于高新二路16号院内的环球西安中心金花办公大楼原定于11月14日7时进行爆破拆除,后因技术原因推迟。11月14日,西安市相关部门召开会议,决定于15日清晨7时进行爆破。

如果翻看报道,这些年在官员身上“打主意”的极端案例并不少。姑且不论,当年那些PS官员照片,借机“勒索”钱财的犯罪团伙,是如何“脑洞大开”的,之前湖南麻阳3名官员为了“升官”,即在该县县委书记胡佳武的办公室安装了窃听录像装置,并以视频作为“证据”要挟,结果被判刑。近日,据澎湃新闻报道,浙江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局原民警池文跟踪偷拍其上司,即时任黄岩公安分局副局长周某某,获取了周与一女性通奸的证据,并将相关证据交给了黄岩区纪委。之后,池文被关禁闭7日,并被行政拘留6日。

两架外军战机正从侧后方高速接近我战机,意图对我进行滋扰。

从本质上看,这些“定位”“跟拍”“窃听”官员的乱象,都是悖离法治轨道的个例,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公民监督上的相对乏力。其实,如果官员行使权力过程始终在各界监督之下,公民举报的法定途径始终畅通无阻,如此“偷拍”“跟踪”,还能挖出什么“爆料”,又有什么“回报”呢?在根据法律规定,严格保护公民权利、追究犯罪嫌疑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责任等同时,也应深刻反思:如何更好地规制官员权力,让他们早点失去被不法分子“盯上”“敲诈”的所谓价值。 (欧阳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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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明明这伙不法分子犯罪为的是敲诈勒索,为什么却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追究刑责。这是因为,行为人可能构成两个犯罪行为,手段犯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结果犯即敲诈勒索,按照刑法关于牵连犯的处理原则,应“从一重罪”。虽说敲诈勒索的最高刑罚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起刑点一样,都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看“实际可能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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